温州“创二代”：不想回家接班

在温州，很多“创二代”在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家参与到家族事业中。父辈们创下的基业，既是他们独立的束缚，也给了他们更多的选择机会。

记者｜黄子懿

摄影｜陈中秋

人口外流

温州人的谋生经商，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。头脑活络、脚步遍布全世界是一面；另一面则是，近年来温州本地机会不多，留在温州发展的人正逐渐减少。

牛三毕业于浙江大学，是温州本地人，在温州当地做了一个颇有影响力的自媒体公号“温州金融大叔”。2019年10月，他在一篇文章中记录下自己这些年对温州青年外流的感受。

大概八九年前，牛三曾在温州做了两年二房东，只租房给大专以上学历的年轻人。每当遇到外地租客，他会好奇地问对方为何来温州。一个最常见的回答是“听说温州人很会赚钱，我来学学”。这些年轻人普遍接受过普通高等教育，不愿去工厂工作，然而温州能提供给他们的机会很少，电商、信用卡推销等是牛三记忆中的主流岗位。除服装制衣、皮革鞋业等轻工业工厂，温州的其他新经济产业发展相对滞后，很多人不到一年就走了。

同时，很多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家的温州人，也会发现家乡机会有限。牛三毕业后跟朋友在温州捣鼓了一年互联网创业，项目失败了，团队散了后很多人进入体制内工作，或者转而去杭州等地发展。“杭州在温州人眼里成了‘杭母’，吸引力超过了上海滩。”牛三写道。

统计数据显示，2017年起，温州开始出现人口流出，2018年温州常住人口增加3.5万人，自然增加人口为6.0万人，这意味着有2.5万人选择离开。2019年，外流数字增加至4.8万人。昔日的“民营经济发源地”温州，正在面临人口和产业的转型与变局。

见证这种转变的，有温州鹿城区的人民西路等街道。在上世纪90年代，这片区域曾是温州著名的男装批发区域，热闹非凡。杭州四季青等市场兴起后，温州的批发市场逐步黯淡下去。如今这条主干道依然车流熙攘，电动车来来往往，鲜有人驻足。街上有一家店紧闭店门，蓝底白字的招牌上写着“华妹辅料”：中国首位个体工商户。

“华妹在上个月搬走了。”华妹辅料店面的邻居是32岁的温州人郑麦。她说，这些年服装行业面临转型，传统批发不再受欢迎，很多服装店都转而租用写字楼做生意，“因为省下来的都是钱”，具有历史意义的华妹辅料也未能幸免，换了场地。

郑麦和同事在人民西路，她和中国首位个体工商户“华妹辅料”做了多年的邻居。

郑麦还留在街上坚守着。牛三称这类群体为“温州留守青年”。在华妹辅料旁边，郑麦开了一间高端男性西装定制店，名为L Diamon。她常年穿着不同样式的西装，打领带，戴一副渐变眼镜，一头短发往右梳得锃亮，透着一股中性范儿的英气。

郑麦出生在一个服装世家。2011年，郑麦从杭州一所大学毕业，回家做起服装，最早是帮父亲做，后来自己独立出来。在温州，像郑麦这样子承父业的“创二代”很多。温州城区、下辖县市，都有很多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，供年轻企业家和接班人交流。

郑麦的父亲郑红军1990年左右在温州瓯海区创业办厂做服装。服装业季节性强，经常需要加班赶订单。“小时候家里工厂是24小时不停转的，爸妈很少休息。”郑麦说，她就经常一个人在工厂里玩，在缝纫机的操作声中，慢慢培养了对服装的知识与热情。一件衣服的质地与价值，“不需要学，一看就能知道”。毕业后她回家跟随父母做了服装。

独立

郑麦是体育生，国家二级运动员，大学里读的是企业管理。她在大学里就涉足服装设计和销售。2008年末，北京奥运会刚过，杭州的服装商们累积了大量吉祥物福娃的周边商品，亟待清仓甩卖。郑麦带着一帮温州同学帮这些公司清库存，但并没有跟爸妈说。在郑麦眼里，郑红军性格严厉强硬，有生意人说一不二的劲头，而她性格要强，一心想做出成绩证明自己。中学时有一次，一位老师嘲讽她是体育生，成绩不好，拖累班级。她没有告诉父母，就私下联系了转学。

为了回笼资金，那些奥运会周边商品打1折到3折，“非常夸张”，但如果“卖不掉就会成为垃圾”，郑麦说。她和同学觉得这是正品，要树立好的品牌形象，最初在杭州湖滨银泰等知名地段摆摊，但由于价格太便宜，很多线下客人质疑是假货。他们随即调整策略，转而联系线上买家。那时阿里平台已有诸多批发商从线上进货，订单量大，他们做了很多沟通工作，“说服一个线下客人不如说服一个做批发的人”。清理了这批货，不仅赚到了第一桶金，也累积了销售和渠道经验。

温州本地的市场小，为了给店铺引流，郑麦将西装定制店定义为男士生活方式店，也售卖衬衫、领带、皮鞋等。

2010年下半年，正值电商起飞前夜，郑麦认为这是新机会，就在淘宝上售卖工厂服装。郑红军并不支持，觉得网络都是骗人的，“人都没见着，怎么就能把钱打过来？”2013年，郑麦决定做西装定制时，郑红军也表示反对，传统服装商的批发思维定式让他觉得定制是“为了一棵树木而失掉一片森林”。两人意见不一，经常争执。

对于很多温州“创二代”来说，参与到传统产业的家族企业中并非易事，新老一代间常有分歧。温州FUN IN童装定制工作室的主理人李倩是温州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的一员，也是郑麦的朋友。她高中时是美术生，艺考成绩优异，但据她说在高考时由于填写志愿失误，最后只去到了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（三本）。半年后，她退学了。

“我感觉自己是在里面混日子，不能忍。”李倩说，进校时，她专业成绩排全班第二。在校一堂美术课，老师要求交8幅画最后统一打总分，她交7幅画的分数就比其他同学交8幅画的都高。李倩悄悄申请国外学校，提交作品。成功后，她径直退学，打包将行李寄回，跟爸妈说要出国读书，只差学费，“你们给不给？”。父母不放心女儿单独出国，很是反对，李倩就在家哭，“我知道他们肯定会让步的”。最终，她去了意大利米兰MARANGONI服装学院读服装专业。

2013年李倩毕业后，从意大利回来做了一家女装买手集成店。做化妆品贸易的母亲表示支持，投了100多万元作起步资金。李倩的店铺被纳入到母亲的公司管理体系。然而，服装与化妆品的逻辑完全不同。服装店是单品多，库存相对灵活，化妆品单品少，库存多，资产重。父母要求李倩按照母公司管理化妆品库存的方式去管理买手店，说“要按照大企业的思维去管理，从现在开始就要养成习惯”，而李倩自己则只想做一家小而美的买手店而已。为此，她跟父母“几乎天天吵，天天哭”。

在工作室里，李倩和郑彬诺正忙着为一套童装做最后修补。

2017年，李倩认识了郑彬诺，一位温州服装世家出身的“90后”姑娘。那时国家“二孩”政策放开，两人彼此投缘，一拍即合，决定做童装定制。李倩说，这次她们没拿父母的钱，起步资金是两人各自攒下的5万元，“主要是付房租”。郑彬诺也说，她之所以想创业，也是因毕业后待在家里的服装企业，“一天到晚没事干”，没有成就感。她在工厂里自学绣花，却被父母说不务正业，童装定制也不被看好。

然而，温州是一个重人情的地区，婚礼等喜事会办得异常隆重，“红包两千是起步的”。若论及重要性与盛大程度，宝宝的周岁宴不亚于婚礼。这些仪式的主角，成了郑麦和李倩最早的客户群。她们的西装和童装定制逐渐在温州站稳脚跟，逐渐从父辈家业中独立出来。

“佛系创业”

2010年，郑麦的淘宝店是悄悄开的。当时，她只有1万多元积蓄，第一笔投资就花了6000多块请人拍照。她对审美有要求，坚持把照片拍得精致。郑红军知道后觉得浪费，就赞助了她一台相机。所有支持也仅限于这部相机，郑麦从父亲的工厂拿货也要付成本价。

郑麦每天6点起床拍照，10点前上架完毕，一个人接单发货。她尽量在图片上营造一种高端感，却采用中低端定价，“这样客户看到价格时会有一种赚了的感觉”。她做过统计，70%的男士买西装决定权是在女性手里，女性更注重款式细节，所以她会无偿为客户挑选款式提供建议。靠着这些策略，她的淘宝店在半年内就赚了十几万元。郑红军看着厂里逐渐摆满的快递，也开始帮着女儿发货。2013年后，淘宝店一年营业额有400多万元。

“人在很年轻的时候，拥有一笔可观的财富其实是很危险的事，容易‘飘’和狂妄。”郑麦说，当时她没有理财规划，花钱大手大脚。2017年，她认识了一个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女生，两人成为朋友。对方提议，请她加入自己的创业品牌，双方互持50%股份。郑麦没有第一时间答应，说需要考虑一下。

过了几天，对方微信问她是否考虑好了、怎么这么久、“有没有诚意？”，激将法戳中了郑麦，她随即答应下来。按照郑麦的说法，后来对方没拿出钱来，也没给她股份，双方产生分歧。某天，对方带着几个壮汉来到店里，要她出让100多万元利润和原有品牌。这次变故，她也没有告诉父母。“这种事情，越早遇到越好。”郑红军知道后并未责怪女儿，他说钱不是问题，温州人喜欢息事宁人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次风浪后，他才感觉女儿成熟了。

李倩的童装定制生意看起来平稳得多。两人在抖音等平台自称“佛系创业”，没有父母干涉，她们喜欢早上睡到10点多，下午1点来工作室，5点左右就下班。其线上店铺至今还是原生态的设计与排版，没进行美工装修。

相较于传统服装，定制童装价格不菲，一套唐装均价700～800元、西装1000多元，虽然需要半个月左右才能出货，但利润率远高于传统的批发模式。工作室如今仍维持着小而精的规模，三层办公室里员工不过4～5人，线上店每月能有300多单。

郑麦经常劝她们，“要多接一点单子”，但李倩和郑彬诺并不着急。李倩说，疫情期间，曾有一家温州当地著名的服装企业找到她们，提议收购其品牌，还有一些外地商家提出加盟，均被她们仔细考虑后拒绝了。殷实的家境，让她们并不把挣钱看作创业的唯一命题。李倩说，目前打算先安心做好产品，“就怕盘一下子开太大，而我们俩能力跟精力都是有限的”。

（本文原载于《三联生活周刊》2020年41期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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